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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人身上都是一個時代

最近這個冬天，我在一個民間學苑上課，講日本時代的衣食住行，八十歲白髮學員不少，那是他們親身存在的時空，所以，也是去採訪。

一天上課前，一位女學員很禮貌來致歉，我請他們寫一個自己與日本時代相關的故事，她說她在戰爭結束前兩個月出生，沒有故事，另一方面也忙，還沒能回家鄉問老母親有甚麼值得說的記憶。

我第一個反應，笑稱，「哦！你也當過日本人！有日本名字嗎？」然後，聊著聊著，一個令人動容的故事跑出來。

她說，戰時美軍飛機來轟炸，有一天，飛機又到村子頭上，全家急成一團要逃，阿公叫母親快跑，「查某仔不要緊啦！」不要管躺在床上的小女嬰。阿公重男輕女，但母親捨不得，還是趕緊抱起，躲到屋外的防空壕。後來發現，空襲過去，房內的床留有彈痕。她笑著說：「要不是媽媽，我早就沒命了！」

不是沒有故事，只待發現。

我也想到自己家裡的戰爭記憶。

我們住的鄉鎮挨在濁水溪南不遠，阿公約有三甲地，一甲的溪埔地租給佃農。「日人尾」〈台灣人稱日本時代最後幾年〉，美軍轟炸機B29動不動就來空襲，農人在田間無法安心耕種，佃農「做無」〈沒有收成〉，索性把地還回來。一下子，鐵線草長得奇高，阿公借了親戚的牛去翻土，爸爸跟在牛後面用腳把草踩進土裡。阿公又跟阿衡仔叔公討了短短的蕃薯藤苗。叔公不保證種得起來，但當時農田荒蕪，作物缺乏，能得點小苗，阿公已非常感謝。結果，鐵線草埋進土裡，成了最好的有機肥料，半年後，蕃薯個個肥大；爸爸跟我說這個故事時，用雙掌合捧來形容。

戰爭的最後一、兩年，台灣各方面更形殘破，一切物資都少，米和豬肉要配給，對農家這兩項監控得厲害，對蕃薯卻放任自由。於是，阿公每一天去田裡挖蕃薯，每天載一牛車回來，約莫一千台斤，倒在家後巷子。鄉人聞風而來，一天就賣得一千圓。一千圓是非常大的錢，小學老師一個月才領四、五十圓。爸爸說，「賣到心會燒」。

阿公先前在公學校後方買了一塊地，欠日本勸業銀行台南支店三千多圓，十幾年還不完，利息壓力愈來愈重，沒想到賣幾天蕃薯，就還清了。這塊地後來分給爸爸這一房，也是我們兄弟姐妹五人能繳出學費、安然成年的後盾。雖然，那塊地不得不賣掉，但故事永遠留下來了。

我總鼓吹朋友，回家去問阿公阿媽爸爸媽媽，去幫他們做口述回憶。由於日本時代記憶曾經長期無心被撫觸，此時再去挖掘，相信更會有許多意外，驚聞許多從來不知道的家族舊事，激盪難歇。

一位好朋友真去和她爸爸聊了，就大呼驚奇，長到四十幾歲，她從不知道祖父留過學，唸過東京的「目白中學校」，終於才知道為什麼家裡有坐在雪地的泛黃照片、為什麼有刻著「目白」的網球優勝紀念牌。

時代不專屬於誰，人人身上都是一個時代。記憶不能只靠幾座古蹟和英雄書上的幾個人，故事不計大小，都值得流傳。誰又能預料哪個故事會在哪個心靈發光與發熱呢？